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反对形式主义是个老话题。在中国，这样的话题总是拿起来又放下，放下了又拿起来。最近，高层再一次向官员们提出了纠治和力戒形式主义的“要求”。

“要求”中列举了当前官场上形式主义的种种表现，例如：传达上级指示，只会照本宣科，很少经过消化理解，联繫本地实际的传达；有些单位对上级的部署喊得很响，在实际作业中，却是说归说，做归做；有的官员工作中喜欢推卸责任，遇到复杂问题，不肯表态，再小的事情没有上面点头，绝对不会去碰；有的官员到基层搞调研，总是蜻蜓点水、走马观花、敷衍了事，从来拿不到真实情况；有的部门用检查当作落实，同一事项多个部门反复考核，检查的次数越来越密，填写的表格越来越多，上交的报告越来越厚，让基层叫苦不叠。

这些现实版“官场现形记”，非自今日才有。历朝历代，不同国家，凡有官场的地方，都不少见。可在中国，形式主义的危害性比其他地方更厉害。中国不像西方，主要靠个人自由发挥，推动经济技术进步。而是靠从上到下的统一行动，把资源和人力集中起来，才能办成事情。这种粗放型的发展模式，成本是高了点，却也能够取得某些成果。比那些办事效率高，发展成本低，但块头小，整体力量有限的国家，有时候更能成事。

这种上下一致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模式，有一个很重要的前提，就是政令必须畅通。做不到这一点，有令不行，有禁不止，所谓的“中国优势”也就会大打折扣。因为集中不起足够的资源和人力，无论想做甚么，最终都是做不成的。

更严重的是，中国官场上目前流行的这些形式主义，不是一般的形式主义，而是阳奉阴违的。这种比一般的形式主义更隐蔽，不容易看出来，破坏力更大。因为它表面上并不抗拒上面的指示，口口声声“坚决执行”，责备都不好找理由。等到事情耽误了，搞砸了，再想补救，往往也来不及了。

正因如此，中国高层对形式主义的危害，虽有切肤之痛，却也十分无奈。毕竟形式主义在明面上是服从的温顺的，完全按照上面的意思去做的。这种口是心非的做法，不是一眼就能马上看出来。要是不分青红皂白地进行处罚，容易误伤好人。故此，无奈归无奈，纠治和力戒也不是那么容易。一来二往，也就一年一年地拖了下来，始终无法根治。

造成这个顽疾的根子，不应简单归咎于基层官员。俗话说：“上行下效”。论其初心，基层官员未必个个都想弄虚作假，更不会刻意去阳奉阴违。但是，经历了岁月风尘，他们也有难言之隐。因为官场规则摆在那里，世间人事是复杂的，真抓实干未必有功，反而容易得罪人，比不干活风险更大。然而，甚么都不干，一旦检查起来，也不好交待。反复掂量的结果，不少人便选择了虚晃一枪，遇到矛盾绕道走的做法。况且，上级也不是神仙，不容易看出破绽，即使看出，戴一顶“形式主义”帽子，也不至于“死罪”。

这种官场顽疾归根结底是由长期形成的风气造成的。不搞形式主义的，日子不见得好过。搞形式主义的，很多事情反倒容易过关。所以，上级越死板，下面越会选择形式主义。

从长远看，反对形式主义的斗争只能是一场持久战，必须从上到下共同行动。否则无论再搞多少次纠偏，也不可能把形式主义的危害通通消除掉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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